富士康两次给一线工人加薪是个明确的信号，中国的劳动力极限成本时代过去了。

　　去年10月，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翰威特预测，中国工资水平将在2009年上涨4.5%的基础上大涨6.7%，成为亚洲工资上涨幅度仅次于印度的国家。

　　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，各地此起彼伏要求加薪，地方不断出台最低工资新标准，而主流媒体一再提醒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到无法接受的地步。与这些呼吁相对应的背景是，美国在实行出口战略，中国致力于扩大内需与调整经济结构，以往对劳动力的榨取，是内需经济最大的阻力。

　　即便按照鸿海的标准给中国工人加薪66%，中国劳动力成本依然偏低，只不过脱离了刚能糊口的极限最低工资。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有很大跃进，但高达220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则远较发达国家的工人长。

　　有人提出，如果给工人加薪则会让中国处于竞争不利的局面，使制造中心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转型，同时普遍的加薪必然通胀，对于工人未必有利。瑞士信贷经济学家陶冬就表示，工人工资上涨会使无法承受成本压力的公司倒闭，或离开中国。并且，这种势头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，或导致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。而乐观者表示，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，意味着中国经济终于朝着消费导向型前进了一大步，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先声。

　　给工人加薪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。必须警惕的是，给工人加薪有可能并不能让中国工人财富更多，反而会成为增加企业成本的借口。

　　提高工人薪酬需要配套工程。一个最坏的情况是，工人加薪之后未能提高劳动生产率，社会整体财富并未上升，政府为了堵财政之漏，发行更多的货币，工人工资增加实际购买力反而下降，由此造成全社会通货膨胀。提高工人薪资、增加工人财富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改变过度发行货币的倾向，否则所谓加薪就是通胀的同义语，而通货膨胀的过程也就是新一轮财富分配扩大的过程。

　　要让工人得到实惠，更重要的是改变政府的职能，使财富从政府部门转向个人。在企业的薪酬福利支出中，工人抱怨自己所得到的只是九牛一毛。有数据为证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披露，目前全国工资搭载率大概60%，部分城市达到65%。即企业每支付100元工资，工人实际到手现金只有40元，其余60元被征缴进各项基金。我国未能彻底实现公共财政，征缴的各类基金最终能否用回工人身上，可以打上大大的问号。

　　要让工人得到实惠，必须打破行业准入的玻璃天花板，减少实体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。一些行业世袭制垄断高工资，各行业职工之间、企业之间的收入有天壤之别。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.3倍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；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；收入最高10%人群和收入最低10%人群的收入差距，已从1988年的7.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。所有的这些高收入大部分靠垄断、靠政策红利得来，千军万马考公务员、加入大型垄断企业的做法，无法增加社会财富，这些企业的高薪成为社会激励机制的反向指标。

　　加薪的同时，理应伴随社会生产率的提升，伴随激励机制的改变，伴随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，是一场社会结构的优化过程。否则，所谓加薪就是一场以增加工人财富始、以剥夺工人财富终的闹剧。